金银，这种相对稀有的金属，自古就被人们钟爱。除了作为货币使用，人们还极尽工巧，将金银制作成各种精美绝伦的器皿与饰物。金银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绵久而辉煌，早在商周时期，中国就出现了黄金制品。至隋唐时期，金银器技术已经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。

四川境内江河密布，沿河州县有不少地方可以淘采沙金，时称麸金。据《元和郡县志》载，四川产麸金之地有：岷江流域的茂、当、悉、保、益、嘉、眉、雅诸州，沱江流域的简、资、陵诸州，嘉陵江流域的龙、巴、剑、绵、昌、合诸州，长江沿岸的涪州、万州。另外，嶲州产有山金。绵州龙安县在北周为金山县，有“金山，在县东五十步，每夏雨奔注，崩颓之所则金粟散出，大者如棋子。”（《元和郡县志》卷三十二）

《太平寰宇记》亦记有成都府以镂金、银器而闻名于世。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有剑南道上贡“镂金银器”，四川是唐代上贡金银器的主要地区之一，昌(大足)、嘉(乐山)、保、利、茂、绵、雅、涪、万(万县)、忠、泸、巴、资、简、合、龙、眉、剑、陵、悉等州均进贡黄金，几乎遍及全川。绵州的镂金银器，更是上贡佳品。大历二年(767)，“剑南西川节度杜鸿渐自成都入朝，献金银器共五十床”(《册府元龟·帝王都·纳贡献》)。

至于民间制作的金银器，也大量存在。唐代成都的官僚、贵族及地主家庭的妇女，大多佩带金、银臂钗，富有人家妇女，流行银钏。上元二年(761)， 段子璋反，剑南节度崔光远“讨平之，将士肆其剿劫，妇女有金银臂钏，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”(《旧唐书·崔光远传》)，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巴蜀民间金银器的使用已非罕事，说明唐代金银器不再为皇室内部专用，其使用范围已普及到上流社会和民间。

收藏于广汉文物管理所的唐代十二生肖金膀圈，长101厘米，宽0.85厘米，厚0.08厘米，重91.5克，带扣以金丝盘成，带身镌12属相，按十二生肖顺序排列，每一属相均以雕刻细致的缠枝花及细点线簇拥。属相造型形态逼真，富有极强的动态感，衬以婀娜多姿的花枝，更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1982年成都新都区人民医院出土的唐代高足金杯，圆唇，敞口，深弧腹，缕空高圈足。口沿外下饰卷草纹一周，腹部饰两周矩纹，其内饰折枝卷草花卉纹及鸟纹，杯足缕空饰如意云头纹，并饰以四瓣花卉纹及凹线纹。1980年成都市长顺中街出土小银盖罐，高2.9厘米，径1.5厘米，重9克。鼓腹，浅圈足，盖上有一葫芦钮，素面，造型精美。万县冉仁才唐墓出土有金花饰4枚，系冠帽上的饰品，有菊花形、雪花形和云纹形，还有金环饰1枚，系步摇之类的饰物。成都望江楼唐墓出土的银镯，镯为空心，里面曾藏绝世珍品《陀罗尼咒》。

由于金银器有货币的作用，所以不易保存，从隋唐遗留至今的金银器已经很少。不过，从以上实物可以看出，当时四川的金银器工艺技巧已十分发达，器物成形以钣金和浇铸为主，切削、抛光、焊接、铆、镀、刻凿等工艺的使用也相当熟练。千年以降，这些历尽沧桑的金银器物仍旧亮丽非常，它们代表的是巴蜀大地深厚的人文底蕴，向世人展示着天府之国代代相承的富庶与繁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