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缕思念，两三扶摇，几十载峥嵘岁月，世纪熠熠乾坤。我们站立在21世纪新的历史节点上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。

曾经听说有人两次参军，也曾听说有人两次入党，你可曾听说两次参军，两次入党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故事吗？那么，请听我述说……

父亲第一次入党

父亲的老家在山西临县兔坂镇张家沟村。

临县地处黄河中游山西西部黄土高原吕梁山区，是山西最贫穷落后的地方之一。临县西有一个古老的兔坂镇。从兔坂镇再往西翻过一个很陡的土坡，下到沟底，沿着羊肠小道走到一个狭窄的山谷口，就可看见沟坡上的窑洞，这就是张家沟村，我父亲魂牵梦萦的家乡。

其实，我父亲老家原本不在这里。而在一个叫王家峪的大村。我爷爷长年累月在外打短工，做木匠活，入不敷出，全家生活过得很艰难。46年土改前夕，爷爷分到张家沟的一眼土窑，虽然又小又破，但可以容身，就搬到张家沟村，结束了居无定所的生活。

就在这样贫穷的家，父亲这个穷人家的孩子，却是十里八乡唯一一个高小毕生，这全得益于我那位远见卓识的爷爷。

爷爷很小就父死母嫁，成为孤儿。他寄居在叔叔家，为生活所迫，外出跟人学木匠，走南闯北，直到30多岁才娶妻生子。正是四处漂泊的经历，他认识到要想摆脱贫穷的命运，只有读书识字。1939年冬天，他把家里的粮食凑集起来，送十岁的父亲到离家几十里外的曹家畔小学读书。每年入冬即入学，开春农忙才回家，一读就是五年。1944年父亲在梁家会小学校高小毕业。

兔坂一个叫张文才的人，看到父亲人老实稳重还有文化，就极力推荐父亲参加区上的各种活动，让他做登记，写标语，记录等事。爷爷也很开通，他认为儿子读了书，就应出去做事。

到区公所不久，张文才问父亲，有没有入党的想法，可父亲不懂入党是怎么回事。小时候他曾经听我爷爷讲过，共产党是专给穷人办事的，穷人跟着共产党，就会有土地种，有饭吃，有窑洞住，就对共产党有了好感。现在和张文才一起走村串户，亲眼看到张文才不辞辛苦地为老百姓做事，才知道张文才就是共产党员，在临县县委工作，还是县委主要负责人之一。    

1947年春天，张文才动员父亲参加行政村选举，父亲当选村行政委员，兼任民兵副队长。这时父亲对共产党有了深入的了解，主动要求入党。区大队指导员郭兴华、中队长赵志旺，争着当父亲的入党介绍人。张文才开玩笑地说：“高保（父亲小名）太让人喜欢，想当他的入党介绍人，连我都靠不上去。”当时区公所正在进行纠正土改中出现错误的问题，派父亲到县上开干部扩大会，就没来得及给父亲等几个新党员进行入党宣誓仪式。会后父亲被分到问题最多的曹家畔村工作。父亲走遍全村，详细调查分析每一户的具体情况。重新清理出全村贫困户、富人家的名单，清理出错划、漏划的户数，制定了纠正办法。重新登记，落实分配土地、农具、牲口、财产等具体事宜。父亲的工作方案得到了区公所的认可。在曹家畔村召开的村民大会上，当他宣布土改新的纠正处理决定时，下面群众热烈鼓掌，一片欢呼声。

作为一名年轻的新党员，父亲刚工作就得到群众拥护，受到上级表扬。县委将父亲的做法在全县推广，安排他到其他三个乡交流指导工作。三个乡有十几个自然村，每个村都要轮流去宣传。还要主持窑村、蔡家洼村工作，连家都顾不上回去。组织上为培养父亲，张文才特意帮父亲申请了一个有补贴的农村基层工作干部名额。父亲以自己年轻、刚入党为由，硬是把名额让给了别人。毫无怨言地一直工作到土改工作全面结束。

面对家乡早期地方共产党员张文才等人的感召和引领，年轻懵懂的父亲走上了革命道路；面对中国共产党“为天下穷苦大众谋幸福”的初心，父亲坚定不移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；面对可以成为吃公粮，领津贴，有职务的政府工作干部指标，父亲毫不犹疑地让给别人，选择了放弃。从此父亲面对选择，总是先考虑别人，不考虑自己。

父亲第一次参军

1949年4月初，山西省委响应党中央进军四川的命令，各县大规模征兵。兔坂镇征兵是一个连120人的任务，每个村都有名额。任务重，时间紧，当时父亲正在区上工作，征兵工作会刚结束，他主动找到临县县委领导兼任区公所的负责人张文才说：“我家是兄弟俩，我报名去当兵。”张文才舍不得这个跟着自己三年、能干且勤奋的年轻人，就告诉父亲若能完成征兵任务，他就可以不去。还给父亲出主意：“让你弟弟去吧？”父亲说：“弟弟太小，才13岁。再说我是共产党员，又是区公所干部，我带头参军是应该的。”张文才定睛看着父亲，终于同意。有父亲主动带头参军，父亲的表弟三奈也应征入伍。新兵连成立，区公所有意让父亲担任新兵连连长，张文才让父亲在连长或指导员职务中任选一个。面对组织上的信任，父亲感到责任重大，考虑后说：“我没带兵打过仗，不能当连长。指导员政治思想高，我担心干不好，当个副指导员吧，先把工作干起来。”于是在没有连长、指导员的新兵连里，父亲这个副指导员却是身兼三职主持全连工作。父亲走马上任，分班编组，带领战士们出操、训练、学习。新兵集训大约一周时间，大部队的接兵营长到了区公所，接收了新兵连，对父亲的工作高度赞扬，对新兵连的组织和训练非常满意。

接兵后，部队马上出发，所有新兵连的战士们立即奔赴前线。第一天急行军70公里，部队驻扎在临县黄河东岸的“三交镇”。第二天部队从“三交”出发，走到“碛口”。当时集中在这里的部队太多，密密麻麻望不到头。渡河的船筏很少，大家都排队等候。父亲他们连队在这里一等就是两天两夜。战士们心情焦急而无奈。第三天终于轮到父亲他们渡河，战士们看见船只，争先恐后登船，等清点人数时，才发现船已经严重超载，根本就不能开船，可战士们谁也不愿下船，见此情景，营长对父亲说：“我带部队先走，你留下……”。父亲非常想和部队在一起，他知道一旦下了船的结果，但危急关头，他二话没说，跳下船，同时还点名十多个战士下船。看着渐行渐远的船，留下的战士们又失望又无奈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完全没有底。天已黑，周围又来了好多部队，什么时候才能上船啊？这时又来了二十多人，也是没上到船的其他连队的战士，其中一个战士还昏倒了，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抬到老乡家，喝了碗开水才缓过气来。大家都认为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，有人提议暂时各自回家，等几天大部队过河差不多了再来。这个建议一下便得到大家的赞成，当时也确实想不到更好的办法。当晚，几十个互不相识的战士就各自匆匆赶路回家了。

父亲没有回家，直接到了区上，找到张文才反映了情况，区公所干部安慰父亲不要着急，先回家，等待通知，再出发。

父亲第一次参军，面对可以留在地方工作，他带头选择参军；面对连长或指导员职务，他选择副指导员还承担起新兵连全部工作；面对部队能顺利渡过黄河，他顾全大局选择留下，从而改变了他的革命轨迹和一生的命运。

父亲第二次参军

父亲回到村子，住了三天，接到通知，马上到区公所。张文才再次劝父亲留下来，父亲很感动。但想到自己“解放全中国”理想和对战友的承诺，婉言谢绝了敬爱的领导，出发到驻扎在兴县的晋绥军区某部队报到。部队把走散的、又回归的战士们组成一个排，指定父亲当排长。不久父亲分配到某连，继续担任排长兼连队文书。父亲在连队和战友们每天学习、操练，紧张而快乐。

此时部队突然传染“疟疾”，父亲也感觉全身发冷发热，这时他已经知道部队要向太原出发，准备攻打太原。他担心一旦生病隔离，可能又要与部队离散，他怎么也不愿意和部队再次分开。于是悄悄吃了卫生员发的什么药片，跟着部队向太原出发。兴县到太原约200公里，一路急行军，一步都不敢落下。4月23日黄昏，部队发起总攻。经过激烈的夜战，天亮时，炮弹掀起的浓烟像浓雾一样弥漫了阵地，离城50米，连城墙都看不清楚。父亲和战友们一刻没停留，越过一道道防御掩体，乘胜追击敌人，顺利到达部队集结地。

太原城堆满瓦砾、尸体的大街上，战士们清理战场时，才发现父亲已经不省人事倒在街边。开始以为是负伤，卫生员没找到伤口，看他满脸通红，一摸额头烧得厉害，马上意识到是疟疾。卫生员一边嗔怪“不要命的，还打仗，冲那么快！”一边马上给他吃了一片喹啉。部队要继续前进，只能把受伤和病重的战友就地留下，还留下一个战士照顾他们。病情稍有好转，发现部队已无踪影，听说临汾有大部队，他和几个战士当即决定到临汾。

到了临汾，父亲即被收编到晋绥军区警备第三团二营八连。他主动申请当一名战士，在临汾接受短期强化军事训练，部队于十月国庆节后从临汾出发南下。从临汾到黄河，渡过黄河到潼关，再到西安又到宝鸡，一路急行军到达秦岭。翻越秦岭，已是严寒冬季，天气很冷。战士们全副武装，身背武器弹药和干粮等，负重五六十斤。在临汾出发时，父亲为增强体质，主动由步枪手改为迫击炮手。战士们三人扛一挺迫击炮，一个人背三发炮弹，一个人扛炮筒，一个人背炮座，负重七八十斤。爬秦岭雪山，过密林峡谷，没有叫苦叫累，没有掉过队。一路上排除武器负重的压力，排除水土不服，排除急性“夜盲眼”，排除“地雷”区域，排除敌人突然袭击。沿途上倒下无数战马，牺牲无数战友，洒下无数热泪，山西战士们硬是靠一双双脚，一步步走进四川，站立在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剑阁关隘，迎来了成都和平解放、西康省和平解放的胜利消息。

如果说父亲第一次参军有年轻人的冲动和激情，那么第二次参军，表现的是对革命志向矢志不渝的信念和深思熟虑的抉择。于是在南下路上，他不顾身患疟疾，冒着炮火参加战斗；他甘当一名迫击炮手，负重前行在雪山密林；他挑战人的生存极限，胜利完成保护南下工作团机关、地方干部，给养物资安全到达成都的任务。

父亲第二次入党

在一次偶然的时间，我发现父亲的履历表上，赫然写着，入党时间：1951年1月。我大惑不解，父亲淡定而泰然地告诉我事情的经过。

原来，1950年根据全国解放形势的发展需要，警三团改编成西康省公安大队。父亲由八连调到公安大队一连，担任连队文书兼事务长。部队改编后不久，正值抗美援朝如火如荼之时，部队动员战士们参加志愿军，保家卫国。父亲积极报名，并做好了随时奔赴朝鲜战场的准备，但宣布赴朝的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。组织上找父亲谈话，准备送父亲去重庆公安校学习，父亲服从命令。入学需要登记履历，需要交党员证。面对这些要求，父亲傻眼了，解放前夕，特殊的工作环境和任务，瞬息变化的战争局势，他入党过程全是口头进行的，当时没有写申请书，也没有进行入党宣誓，更没有发党员证。怎么办？回老家补办，组织联系，不可能，不允许。父亲提出：我申请第二次入党。面对如此对党忠心耿耿的战士，部队领导感动了。可是再次入党，父亲这么多年来的入党时间怎么填写，让他确实为难？最后又是父亲提出，把他第一次参军因渡河未成，回家四天的经历写成是脱离党关系。组织上不同意这样处理，就让父亲马上写入党申请书，并立即讨论同意父亲成为“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”。就这样，父亲于1951年1月第二次入党。同时被部队选拔到重庆公安校学习深造。父亲非常珍惜这次学习机会，如饥似渴地认真学习。每科都取得优秀成绩，受到老师和学校的表扬。1952年5月，父亲从重庆公安校毕业，被分到盐源县公安局工作。1952年10月，父亲又义无反顾地主动申请到木里藏族自治县工作，成为首批进入木里藏区工作的十九人之一。从此父亲把自己的青春与生命，无私无畏地献给了木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。

    当我整理父亲的资料时，我思绪万千，入党、参军只听说过第一次，可我父亲却有两个第二次，这传奇式的第二次，绝不是第一次的重复，而是表现了父亲对党的无比忠诚，对祖国的衷心热爱，把部队视为生命的赤子情怀，它绽放出父亲更耀眼的光彩，重塑出父亲更璀璨的形象。

当我抒写父亲的故事时，我不禁热泪盈眶，我想把父亲传奇式的两次入党和两次参军的人生经历告诉人们：我的父亲在面对命运与前途，生与死，名与利的抉择时刻，他无愧于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。

谨以此文，纪念我敬爱的父亲，献给我们伟大的党！